还有许多是由延安派出的红军干部自身的影响与宣传，逐渐深入人心的。二炮原政委彭小枫将军对父亲彭雪枫的印象，都是靠父辈们的回忆了解的，他说，“父亲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期间，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延安，讲党中央、毛主席，讲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讲得十分动情，好像延安就是神话中的天国、圣地，人人都该去那里朝圣、取经。”后来成为胡耀邦夫人的李昭就是听了彭雪枫的报告，选择前往延安的。

1937年到1941年期间，从西安到延安近800里的路上，搭车的、步行的都是像李力群、李昭一样的进步青年。李力群说，“大家成群结队地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一路意气风发地奔赴延安。”这些情景让去延安采访的瑞士新苏黎世新闻社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感慨万分，他说，仿佛看到了另一种麦加朝觐。

据统计，1938年末，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就有2万人之多。投奔延安的人中，有学生、工人，有海外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等文化名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

当年的延安不仅让中国人视为圣地，对外国人也像个神秘的城堡吸引他们前去一探究竟，有的就为之奋斗了一生。

第一位来到延安的外国医生是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他不仅参加了红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取了个中国名字“马海德”，后来，他成为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人。

马海德之子、全国政协委员周幼马说，“父亲是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延安的，斯诺采访了很多红军将领，包括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历史、革命情况以及对中国革命将来的设想，促使他在1937年加入共产党，父亲当时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

带着对自由的向往，对驱逐侵略者的渴望，他们来到了延安。

为什么延安会成为革命圣地

延安本是一个偏远小城，当年本地人口仅有3000人左右，加上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达这儿时的七八千人，也只有万余人。但到了1943年，任弼时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4万余人。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到哪儿去，本没有明确的方向。当部队在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了休整时，意外地发现了登有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消息的国民党报纸，中央红军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到陕北落脚，并选择了延安作为中共中央的办公地。

“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迅速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全面抗战。并召开了延安干部紧急动员大会，整编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投入抗日。

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八路军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抗击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众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日军，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许多军事著作，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外敌侵略面前，对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和组织者，发出的全面抗战的路线的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特别是那些热血志士，纷纷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去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练习抗战本领以报效国家，是当时年青人最流行的追求。

曾任《中国老年》杂志总编辑的纪希晨对记者说，“我们这一代生长在革命战争岁月的人，遵循的格言就是：奋斗、牺牲、奉献，而延安这座光明的灯塔，能帮我们去照亮这些理想并实现它。”

纪希晨是带着河南地下党负责人郭晓棠的介绍信，从洛阳经西安前往延安的。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阻止抗日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沿途设了很多关卡，追捕、绑架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当年纪希晨身上只有2元法币，是爬在火车顶上，避开数次盘查，躲在伤兵队伍里，才到达延安的。

对于70多年前的经历，93岁的纪希晨记忆犹新，他说，“从洛阳爬上火车顶那天下着雨，为了不被大风把刮走，我死死地抓住光滑的铁皮板上的一根铁杆，身体在风吹雨淋中冷得发抖，穿过一道隧道时，日军在正炮击前面车站，火车就停了下来，车头冒出的浓烟像毒气一样填满了隧洞，呛得人头晕、呕吐，喘不过气。但心中有目的地，什么也不怕。”

车到潼关，站台上一长排枪上亮着刺刀的国军开始抓壮丁，一个身材高大的士兵爬上车顶，抓住纪希晨的衣领就往下拽，身单力薄的纪希晨拉着车顶铁杆拼命挣扎，眼看就要被拉下车了，这时火车突然鸣笛开动，大兵被迫退下去，纪希晨才侥幸得救。他说，“当时我摸了摸藏在裤角的党的介绍信，心想，就是跳车死亡，也不能叫国民党抓走。”

当年在革命青年中流行的一段民谣是：“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爬到延安去。”是青年人向往延安心情的真实写照。

到了延安，李力群被分到陕北公学学习，李昭上的是中国女子大学，纪希晨进了中央学校学习，这是去延安的人必走的一条道路。

当年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说，“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逐步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党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仅抗日军政大军，就先后培养了20余万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人才，为抗战最终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事延安方面的研究将近20年的专家朱鸿召介绍说，一份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中，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在这流失的1万余人中，大多数是奔赴延安的。

延安是个大熔炉

热血青年在这里锻铁成金锻铁

纪希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分析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下，实行全国军事的和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等。会议还规定了在敌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担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农村减租减息，解决农民问题；在国统治区发展抗日群众运动。

延安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让许多在国统区常常因失学、失业、政治上没有出路而苦闷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光明，吸引他们纷纷来到延安。而延安朝气蓬勃的景象，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一进延安各个学校，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并被放到各地重要岗位上，让他们肩负重任。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就从不足3万扩至25万。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在全国已拥有40万人的干部队伍，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党组织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延安知识青年”。

回忆那段激情岁月，纪希晨说，“学员毕业后，‘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成了他们唯一追求。”纪希晨记得，有的同学分到前线，分别时，全校人员都为他们举行欢送仪式，“大家唱着战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总会有点留恋。你们先走吧，我们就跟上，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同学们一边唱，一边挥手，一边流泪。”

从延安走出去的人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从陕北公学毕业，李力群先后到中组部特训班和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塞县当妇联主任，动员妇女出来参加劳动生产，办儿童识字班。后来她随丈夫高岗调到东北，参与创办了东北育才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培养了许多军队和地方子弟。直至今日，她每年过生日时，学校的师生还来看望这位前辈。

纪希晨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最北部的神府县任抗日救国会主席，在生产运动期间，为了把精耕细作的经验推广出去，他写了一篇《开荒地雷白仓子》的通讯，登在《抗战日报》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新闻工作旅程。他先后任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并参与创办了《中国老年》杂志和《中国老年报》，并担任杂志社总编、报社副总编，为全国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自己的阵地和为老年人说话的平台，他说这都得益于延安时期的锤炼。

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是让敌人都为之折服的

1940年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在延河边跳集体舞

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指挥中心。

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不放松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入抗战。

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即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多人；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锱重部队，予敌重创；129师袭击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支援了忻口国军的防御作战。八路军在1937年8月出师华北至同年11月上旬，共进行战斗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收复10余座县城和广大乡村，直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场胜仗，全国人民欢呼八路军，蒋介石发来回贺电，称“捷报传来，无限欣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战情绪，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八路军英勇抗日的形象。

根据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一份报告中统计，在抗战前两年，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场上阵亡的将士就有1.5万人，负伤4万多人。

抗日战争在开始时期，全国形势紧张，妥协投降论调占了上风；台儿庄胜利后，又幻想短期取得抗战胜利。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毛泽东从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他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充足，国际形势不利，从而得出：“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日信心。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在8年抗战中，共毙伤日军52万多人，解放了95万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9500万受奴役的民众。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也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朱鸿召研究整个20世纪几次大规模的青年流动，90年代是到上海，80年代中后期到深圳，60年代到广阔农村上山下乡，50年代初到东北，30年代中期的时尚就是到陕北，到延安。他说，“那时的人们主要是一种信仰，不是为了物质，为了钱，是以精神追求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延安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提出抗日持久战主张，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以此寻求中国社会善治之道。这是我党赢得民心，实现政府蔼然，贤达信然，百姓欣然，走出延安，赢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再对八路军发放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李力群回忆说，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会议，那天打雷，意外将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劈死。有个老农就说，怎么没把老毛劈死。话一传开，延安公安处就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他。毛泽东了解了情况后，得知是老百姓是抱怨征粮任务太重，才说出的气话，听从了西北局的建议，把救国公粮从20万担减到16万担，4万担缺口号召军、民、党政干部上山开荒种地，实行自力更生。而那位老农也获得了自由。

而侦破八路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是共产党在延安取信于民的又一最佳例证。26岁的黄克功是位老红军，是抗大第6队队长，他与16岁的学员刘茜建立恋爱关系，后分手。但黄克功却不死心，缠着刘茜要和她结婚。刘茜不同意，黄克功就开枪将刘茜打死。黄克功自持对党有贡献，希望从轻处罚，让他上前线戴罪立功。毛泽东愤怒地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对党员与红军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随即，黄克功被延安高等军事法院公审后执行枪决。

“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这是共产党在战场上得到人民称赞后，战场下得到的另一个评价。在延安，对党员干部还执行着比常人更为严格的标准。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就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使延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廉洁的政治风貌。

尽管延安的物质生活匮乏，生活艰苦，但在延安和从延安走出去的人们不怕牺牲，积极抗日，政治上人人平等，上下级关系没隔阂，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所作所为，连敌人都为之折服，也使广大人民更坚定了拥护与支持共产党的决心。

我们回忆战争，纪念历史，除了缅怀先烈的英勇，痛斥敌人的残忍，分享胜利的荣光，最重要的是要铭记并保持过去那些优良传统。当年，不为金钱、不为物质的青年们奔赴延安，为的就是这一不变的信仰，我们要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才能让未来生活得更好，先烈们的付出才更有意义。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导向作用和创新作用，至今仍具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到延安去！”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穿越枣园的灯光、杨家岭的会堂、清凉山的红色电波，涤荡青春，圣地延安！

(原文摘自：中国老年报 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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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毛主席在抗大学员的结业典礼上讲到：

“你们从西安到延安，要走八百里路”

据史料记载，在困难重重之下

当年的进步青年仅用十四天抵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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